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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趟阿尔巴尼亚是老旧向往,我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在此国有着若干烂熟于心却从未踏足的地方和名字,比如“地拉那”、“小米拉”。

阿国在毛泽东时代曾被誉为“欧洲的一盏明灯”,后来在其总书记霍查的指引下与华反目。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终于宣布停止援助阿尔巴尼亚。记得在这一年之前,只要一有阿尔巴尼亚上层访华报道,北京的小孩就会耳语,说是“又来要钱了”。

(全盛时期的霍查。)

(1933年的霍查。)

但阿尔巴尼亚电影当年可是被公认最为洋气,一举战胜朝鲜电影同为亚裔手笔的貌不惊人,成为那些岁月了解外部世界的少数几个孤零零窗口。

中阿交恶的前后很多年,怒气冲冲的霍查口炮让全世界目不暇给,赤贫阿尔巴尼亚经久创建又随意推翻的外交爆雷骇世惊俗,凡此种种导致阿尔巴尼亚最后几乎跟全世界闹翻,半世孤独。

(当年歌颂霍查的宣传画。)

启程前往阿国首都地拉那之前,我用中文Google昔日“老朋友”霍查在与中国反目后的“物理”种种,竟然所获不多。关于他的墓地也只有寥寥几行中文评论,某些文宣导引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

生于1908年、死于1985年的恩维尔.霍查,曾任阿国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部长会议主席,掌权长达40年。这么深重的政治痕迹说没就没,今日阿尔巴尼亚果真完全切割了过去?

霍之旧居,也是全网没有。

这让你以为真的没有。

(我在地拉那所住酒店就在议会大楼对面。)

我在地拉那所住Ronger酒店在城里极有名气,贵为五星级却每晚只收100多美金。酒店前台由若干很年轻的人手轮流当值,谈起霍查,他们都仅囿于“知道这个名字”层次。这也难怪,按霍氏打打闹闹的编年史排算,20多岁的这一群全在其去世10多年后出生,若不多留意古早历史,似乎还真没机会补课。

那些天里,只有酒店门口一位稍见岁数的行李员Osvuldo告诉我,“如果你有兴趣,霍查旧居就在前面那个街区,从我们站立的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它”。

(Ronger是极为著名的酒店,硬件还行。)

(戎装的霍查。)

我不禁一惊一喜,这我推测中绝对该有的“故居”类遗迹竟真实还在。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这位行李员紧接着还告诉了我地拉那的几处开放未久、在旧日人防工事内辟出的展览据点,近的在市内,远的在市郊。

我担忧过“明灯”时期的旧阿尔巴尼亚早被新社会断然切除,这样一来,我的阿尔巴尼亚之行可就真索然无味,没想到随着Osvuldo的点拨,地点和故事越挖越多,军统楼、酷刑房、钢筋地道门、霍查随意处死对立面的满墙名单、霍查和其副手谢胡的战时地洞办公室,事繁不及备载。

我自此决定改弦更张,一概用英文植入Google统搜统找,如此一做,八方豁然,那些奔腾呼啸的信息风暴来之骤然,以为无,却都有。

看来这霍查,只能算是被中国人淡忘了的“老朋友”。

(1956年霍查与毛泽东见面。)

 

[人在地拉那]

 

地拉那不大,可去的地方也少,从Ronger酒店出发想去市内瞎逛,有着两个南辕北辙的选择,南边有一个大湖,北边有一个广场。

北边广场名气宏大,似乎整个地拉那市政区划全都据其而来,沿着市区各路走来走去,最终大多还会归结去了那里,市内其它景点地标,大多也分布于广场周遭。

那里叫做“斯堪德培广场(Skanderbeg Square)”,举凡英勇的国家都会有这么一处,在重要时刻聚集口号和力量。

(地拉那的斯堪德培广场。)

(地拉那街头的游客规模庞大、很有组织。)

斯堪德培广场旁边有一个叫做“Et'hem Bej Mosque”的清真寺,是城内挂得上号的一景,在离其几百米远正在打造的巴尔干地区最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Tirana”建成之前,这里最大。

我在抵达地拉那之初曾在寺前停留,正犹豫着要不要裹挟于汹涌游客挤入参观,一位长相周正的本地中年男子忽现眼前,劈头就问:“你是不是来自美国?”

说是。

接着问:“你是不是来自科罗拉多州?”

说不是。

说了“不是”他并不走开,不失时机地说自己是市内徒步之旅的导游,并追问“你住哪个酒店?我可以现在就依照位置帮你筹划线路”。

套路哈。

倒是英文不错。

你接着忽悠。

(地拉那的街心餐厅室外桌椅。)

(地拉那的购物中心颇有档次。)

我在此后慢慢走到几乎修建功成的大清真寺门外,正操作拍照,忽见有一中年壮汉在侧面距离极近的位置盯着我傻笑,见我收起手机他倒也仪态大方,张口就来伸手就握,说是“我今天有空闲时间,可以帮你当翻译”。

言语当中,其两颗突出于上唇的暗色门牙在阳光下亮瞎双眼,如此配件组装的成品也有底气出来混,可比“李春平”那帮自不量力多了。

这还真让我想起,我们的久远昨天。

(市内用当年人防工事改造成的博物馆。)

 

[霍查故居]

 

恩维尔.霍查位于地拉那市中心的住宅在其1985年死后一直空置,其家庭剩余成员很快被清算转移,这里从未被改造。

在霍查掌控政权的漫长年代里,霍宅周边整个区域被命名为“Blloku”,被警察和特工严密封锁,只有霍家亲属及上层精英可以进出。

如今,在距离霍家旧居大约100米远的东向路口还保留着当年用于警戒的三个碉堡,它们掩映在没怎么整修的街心绿地内,正好位于我的酒店对面。

三个碉堡中位置最为险要的那个被做了精修加固,其与半段劳改犯制造的钢筋水泥走廊、一块立置的柏林墙凑在一起置于路口,揭示意义深远的国际疮疤。

如此渊薮,各有来头。

(酒店对面的街心花园。图中右侧的粉色高楼之后,就是霍查旧居。)

(街心花园内靠近路口处,有着碉堡、柏林墙和劳改犯钢筋水泥走廊的组合。)

我独自大着胆子下去过碉堡,接近如此阴魂不散的所在当然需要勇气,也需憋气闭眼。

碉堡向着大路的方向有两个射击口,多年前的枪械铁托都留在了那里,由于没啥日晒雨淋,品相还好。

碉堡内空间极小,感觉只能容纳两人至多三人同在。我忍着剧烈尿骚味道以身实测内高,诧异里面以我1米76的个子,竟都不能站直。

那这碉堡中的矮个狙击手,在南欧壮汉中,还真得费神找找。

(如今的碉堡已经成为城市疮疤。)

(碉堡内部层高很低。)

(霍查治下,阿国建造了70多万个碉堡。)

霍查在世时以在国内残酷清洗异己、在国际与盟友(中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决裂并强烈攻击各国领导人著称,创立了疯狂的“霍查主义”。他并主持制定了阿尔巴尼亚1976年宪法,宣布消灭国内一切宗教、税收和内外债,还宣称阿尔巴尼亚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和“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维基百科中查询这位前总书记,可以看到其生前所任几乎所有堂皇职位,前任和继任几乎全被标记为“本人”,可真堂皇。

我也去了他所创建、对国内对立面施以酷刑的“军统楼”,其外墙因为长满爬藤叶子也被叫做“叶子屋(House of Leaves)”。

在这处阴森的地方,多疑的霍查随意折磨他的任何一个怀疑对象,翻云覆雨。闹到最后的最后,他唯一的同盟和副手谢胡也被逼自杀而亡,疯狂害死猫。

(霍查的“军统”叶子屋,充满酷刑。)

(叶子屋内的口供室。)

(受酷刑军人的“之前”和“之后”。)

八十年代,已届晚年的霍查疾病缠身,变得更加多疑猜忌,他曾对阿尔巴尼亚空军下达过一项命令:无论何时无论何事,只要阿尔巴尼亚空军有一架轰炸机出动,另一架轰炸机必须紧随其后并爬升到这架轰炸机上方,随时准备炸毁第一架可能叛变的轰炸机。

在霍查去世前夕,其又下令在此一命令的基础上再出动第三架轰炸机,随时准备轰炸可能变节的第二架轰炸机。

1985年,在霍查去世后短短数小时之内,这项命令便被取消。

(霍查旧居鸟瞰。)

(霍查旧居正面。)

(霍查旧居内部。)

据知霍查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其不爱外出,专爱在旧居吸烟,或者和夫人一起观看异己被录口供及被摧残的视频。

他们的三位成年子女当时也住在这里,单从旧居游泳池远离主楼这一点上看,那些风声鹤唳的年份中应该没人哪怕能用视力靠近宅院,因为霍宅泳池根本就开在路边,池畔草木40年后长到现在,都还完全不能遮掩。

如今,这个昔日神秘莫测的地方已成地拉那最繁华街区,左右邻居都是酒吧,其围墙之外,来自西方世界的Burger King和Tommy Hilfiger大幅广告牌颇为扎眼,对面更开了一家美国肯德基。

(霍宅所在街区白天人流如织。)

(霍居旁边街道上的广告招牌。)

在地拉那滞留的某晚,忽然得知酒店内的餐厅被不知打哪儿来的会议人员包圆,我不得不上街找饭。

出门直行,走过一条街就是霍宅区域。随着脚步,我的四周快速进入全英文世界,空气开始由淡渐浓晦涩地装填暧昧与期待。

也就在霓虹与音乐此起彼伏地分批扑面之中,只见霍查老屋阴气沉沉在黑暗中虎着个脸,像是飞光流彩中的一潭死水,要多突兀有多突兀。

(黑灯瞎火的霍查旧居。)

(霍居右邻的酒吧叫“中城”。)

这一晚,我深一脚浅一脚绕行Blloku所有街道,问遍或者自查走过路过的各个门市,它们无一例外概以酒水为重。

夜色还未黑透,酒吧们的上座未达高潮,半空的座位只为即将填满疯狂的夜晚而留,我为这口饭最后只好去了肯德基。

在进入炸鸡店大门时我看见门口路边坐着一位乞讨少年,他衣帽周正不像已到穷途末路,神情并不卑微却也迫切,我拿出200列克(折合2美元)给他,并为他买了一盒配了薯条的鸡块。

出门递去时他右手贴放左胸向我致意,无论这一餐对于他的前程有多微不足道,我坚信他有着大好未来。

我对他说,“我爱你”。

(肯德基门外的乞讨少年。)

(霍宅对面肯德基的炸鸡成色似乎偏淡。)

霍查已死,气味仍在。

在阿尔巴尼亚,一批霍查旧部成立过自己的新党,宗旨就是“奉行霍查主义”。该党在2017年阿尔巴尼亚议会选举中获得1029张选票,占总选票的0.07%。

在我持续徘徊于Blloku一带的那些个白天,每去霍宅都能见到旅行团前来受教,频率颇密。这个旧宅的存在意义重大,一是提醒二是感知,那些年代那些往事。

记得曾有一位几乎毫无口音的本地英文向导,指着密布旧居四周的国际品牌说,它们出现在那里很讽刺,“分明是在说'你死了,我活着'”。

(去霍查为自己在山里挖出的战备工事。)

(人防工事简直就是一座座地下城市。)

自霍查1985年去世迄今,时间已过去又快40年,感觉地拉那虽有跨越却仍停滞,不懂这要归咎霍查遗毒还是尾大不掉。市内有关霍查的各个遗址也只在近年陆续开放,而盛满独裁者烟味的旧宅处置,拖到今天都没下文。

据知地拉那市政府对旧居建筑多年来有过很多改造构想,最新的方案是把一楼开成博物馆,二楼和三楼改为高级酒店。

(1971年的霍查。)

(霍查在战备工事中的私人办公室。)

触目惊心的旧貌之所以还安在于新颜,只因为上峰决策和下层践行的惯性迟缓。

一纸命令绝不应拖沓40年,况且或净或丑皆可安排,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40年,两代人。

(1983年,也就是去世前两年的霍查。)

 

[霍查墓地]

 

所有资讯中,有关“霍查墓地”算是线索充沛,但需反复用中英文确定墓地名称。

在我准备好要去那里时,心里还是忐忑,主要是这位狂人死后被全面清算已移葬平民公墓,找寻不易是可以想见的。

那是在1992年5月3日,继其在全国各地的雕像被推翻之后,双手带血的霍查遗体被从地拉那祖国烈士陵园迁葬到了沙拉平民公墓(Varrezate Sharrës),有关于此的一句评论让我笑喷:“老霍查被从英雄墓地刨出来埋在了乱葬岗子”。

(幅员辽阔的沙拉平民公墓。)

从地拉那市中心前往市郊沙拉平民公墓需时20多分钟,这在地拉那算是出了个远门。

早上都快11点了,城内各路还是处处狂堵。酒店帮我叫到的出租司机不会英文,我和他鸡同鸭讲地沟通全靠比划,送我上车的就是所知颇多的行李员Osvuldo。

我最担忧到了偌大的“乱葬岗子”找不到霍查之墓,只知道过来人说是只需付些小钱给“门口小孩”,他们便会为你指路。

那我能不能碰到“小孩”?

竟会有全天候蹲守的“小孩”?

(1991年,霍查雕像被推倒。)

(霍查夫人涅奇米叶.霍查。)

“岗子”一带一如预想有若干花铺和墓碑商店,都很没有规模,看上去干干巴巴。破旧的“岗子”铁门只开了右侧小小进口,门外路边有个殡仪服务处,听说是要找霍查墓地,正呆坐于室外无所事事的一位老者热心地径直带我进去。

“门口小孩”变“门口大爷”。

为表感激,我追前几步及时塞给他500块阿尔巴尼亚列克,他推了两推头也没回随即拿下。

500列克,4块2毛6美金,还好还好。

(沙拉平民公墓入口处。)

(带我去找霍查墓的“门口老头”。)

霍查之墓果真难找,主要是沙拉公墓鳞次栉比的墓碑宛若汪洋大海一望无际。“门口老人”带着我进门左转猛走一通再右转猛走一通,懵懵懂懂跟着他大踏步晃过十多个“街区”,在毫无预警的某处他忽然停步,说是“到了”。

顺着他的手指,我果真看到霍查这盏“明灯”睡在挤挤搡搡的“人群”之中,连路边的位置都没拿到,这使得他的墓地四周不可能容纳太多人。

他的妻子是与他一起绞杀异己的干将,一直活到2020年才去世,这老太太甚至都见识了疫情,死后与他毫无悬念地一并挤进“岗子”。

(霍查墓地。)

(霍查夫妇墓地紧挨着。)

墓上有花,还颇新鲜。阿尔巴尼亚如今之所以成了欧洲最穷国家,全由这两位墓主一手遮天地一手炮制。

霍查墓地多年来屡屡被遭人破坏,其子为此四处喊冤,说这是“侵犯了即便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权益”云云。

怎么是平常人?

怎么还想是平常人?

没被反复挫骨扬灰,就算不错。

(侧面看过去的霍查夫妇墓地。)

 

[前路还远]

 

地拉那机场也有商务舱休息室(Business Lounge),设于小型免税商店后身窄小的楼梯之上。机场登机处一眼见底毫无规模,通知登机的高音喇叭一吼起来,整个建筑内所有边角随同轰鸣,无一幸免。

休息室内里不大,总共也就几十个座位的样子,这让我诧异阿尔巴尼亚和外部的交流,怎么还是稀薄得不可思议?

这里很多电源插销都不工作,不经意轻轻一拉就能惊见其背后刺眼的三色电线。我找到一把自成一体的座位刚坐下去,没想到身体失衡差点滑向地面,这玩意前腿已断却还在那里一本正经,没有特别说明也没有禁坐标志。

(地拉那机场商务休息室。)

(坏椅子和烂电线。)

休息室也有饭菜,琳琳琅琅摊了一整台面,如果仔细翻找,会发现不外是些可以一摆千年的罐头酸菜之类。所有面点都湿冷僵硬,取之后悔,不如不吃。

年轻的阿尔巴尼亚服务员们顾自在柜台后面饕餮,并不避讳,在霍查这号已死N年,不知是标准宽松还是执行不逮,“体制内”懒惰随处可见。

这里要想真正“国际”,低级弊端至少不能如此直白暴露

路还太长。

慢走不送。

(地拉那机场登机口。)

(商务休息室饭菜质量奇差。)

就在临离开地拉那的最后一个下午,我独自再次慢慢地走过国宝一般的斯堪德培广场。太阳算大,走行在广场上无遮无拦,我只好用轻薄的黑色外套裹住整个脑袋,活像一株移动着的高大黑头蘑菇。

在清真寺前,我再次看见那位“科罗拉多”,他正坐在门口埋首于手机,偶尔会机警地抬眼梭巡四周。我于是猜想,和他倘若再度直面,不知其口中报称的州名会不会更改?

(地拉那街头的幽默。)

阿尔巴尼亚的出租车司机群体里有着极多长者,我估计他们应该是晚年用度不够才身不由己滞留职场。

送我去机场的不出意外也是位老人,他在将车开启的前一分钟,扭头匆匆塞进我手里一颗硬糖,然后他给自己也剥出一颗,熟练地射入口中,我与他映衬着窗外地拉那的拉丝白云相视一笑。

不免心酸。

(载我去机场的老人和他给我的糖。)

离开Ronger酒店的最后时刻,我把自己仅剩的2000列克(折合约20美金)放进信封,写了一张纸条留给酒店门口那位曾经指点我霍查旧居等等的行李员Osvuldo,谢他的博学也谢他的分享。

在此之后一路驶去机场,我好几次想象他在中午才刚接班时打开我的信封,会泛出怎样小小的惊愕与微笑,我想给出的就是他意料之外的知恩图报。

我的馈赠数目不大,但在人均工资只有500美金的当地,几乎就是他全天的工资,也足够吃顿好饭。

谁让他的周到良善,带我惊见旧政治的前世今生?

(我给Osvuldo留下的字条和小费。)

来到阿尔巴尼亚之前我曾纠结于能否看到和如何看到,去过就很明白在地的日日夜夜,地拉那的故事并无遮拦,横竖都是体会,点滴全在心头。

我庆幸自己此行几经更改最终选住于当年的“Blloku”一带,这让我有了足够的地域触觉和亲临观感,深知事关往日的追问从来曲折隐喻。

唯历史才有不死尊严。

长于四季,短于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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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妮

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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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报人、记者。生于杭州,长于北京,毕业于上海铁道学院机械系铁道车辆专业,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曾任《中国社会保障报》记者。1988年赴美,曾任美国《美东时报》记者,美国中文电视台记者,曾为《美洲文汇周刊》负责人,自1994年起出版过《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纽约意识》、《遭遇美国》和《美国之后》等十多部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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